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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表现在东欧和苏联同样按照自由宪政模式加以重建。

82宪法制定以来，每次修宪都与中国现实发展相契合。清末的激进改革是一个受焦虑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

因为这种中国式的讨论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另，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致力于依法执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合法、便民、诚实、权责统一的政府执政目标的提出。因为历史总是前进的，但历史前进的进程会有进也会有退，是曲线型、而非直线型。民主在宪法层面至少包括主权在民，也包括表达自由、人身自由等广泛的自由权利。西方宪政成熟国家的经济政治成就，促使新型国家处于变革和转型的关键时刻。

[12]包括29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专家学者，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82年宪法对历史的总结首先面临着对中共执政党权威的重述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指通过运用为社会所掌握或者影响的舆论媒体，通过社会组织（压力集团）的游说，对政府机构施加压力，通过公民集体行使选举权、各项政治自由、集体诉讼、请愿、检举，监督权等，既支持政府为民谋利益的举措，又遏制、抗衡、扭转政府的不法和侵权行为。

郭教授认为，社会强势群体的社会权力也可能成为侵害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异化力量。他创立民间社会这个公民社会的上位概念和国家相对应。但他认为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特别在于草根阶层，政治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是今后推进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草根阶层，运用其所拥有的政治人权，遵循民主、法治的路径，通过维权活动与斗争、网络舆论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争取经济利益。这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

[15]456通过将宪政和社会主义相结合，郭教授在逻辑上回归到其法学思想的出发点--人权。后者是封闭的，抵制国家的干涉，形成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平等竞争追求个人私利。

社会权力的崛起形成了公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将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逐步将国家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法治国，改造成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互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146郭教授受到黑格尔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思维的启发，但超越了黑格尔。为了争取生存权不能靠生存权本身，而在于首先争取享有人民主权，用公民政治自由与参与权乃至革命权等政治人权，去排除侵犯生存权的各种障碍。

[4]69郭教授提出，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种形态的政治权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权利与权力得到实现。[13]第二，经济方面，民间社会改革力量不断关注贫富两级分化、分配不公、企业垄断、农民土地和市民房产被掠夺、以及居民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物价等经济社会问题，促使政府公平公正地妥善解决，最终使中国社会达到人人自由发展、资源人人共享，人人都能够成为有产者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永葆学术青春的奥秘就在于，始终将自己的民主与宪政理论同中国政治、法律实践，同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公民社会需要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但是公民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时总是软弱无力的，公民权利要和国家权力对抗就要依靠组织的力量，郭教授将其归纳为社会权力。

像这样具有方向指导意义的实践性很强的论点不断在中国涌现的现实，似乎可以看作是东亚历史状况正在不可阻挡地持续变革的象征。[2]15在郭教授独到的法学思维、法律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其人权观的重要学理基础。

第四，文化方面，促使公民意识不断巩固。而公民的权利中所谓的公民实际上泛指社会人或国民，其权利既包括了政治权利，也包括了生存权等各种私人权利。

郭教授所建构的制约国家权力的三维模式：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形成了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控权法理学。他发掘社会权力在公民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社会权力不仅与国家权力互动，而且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郭教授十分重视、反复研读和援引马克思早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论述。私人权利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资产阶级的崛起形成私人社会。其实，正如郭教授强调的，实现人民的政治人权，才能全面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是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

私人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尽量摆脱国家干预的私人权利的存在。每当人民的生存权恶化时，人民便行使其政治人权来争取自己的人身、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5]郭教授理解的宪政社会主义（在有些文章中他也称之为新宪政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是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互动，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衡的社会形态。

但是否是首要人权，则要根据特定的情势来决定（正如基本矛盾不等于是主要矛盾一样）：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华民族要救亡图存，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2]16他认为，法学家、法律人应该面向社会，把研究和实践的重心，由国家与法转向社会与法，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促进社会权力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为推进人大制定社团法、新闻法、出版法鼓与呼。

生存权是政治人权产生的基础，而政治人权产生目的也是为了保障生存权的实现。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因此，郭教授提出宪政社会主义要以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为基础和动力。新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喜欢思考政治、法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运用马克思的思维方法，发现或提出一些同现有思想或主流思想不同或不尽一致的观点，有时候还喜欢‘逆向思维，把正面命题从反面去推敲、质疑，从而得出不同结论，即通常所谓‘思想的闪光。

社会权力至少有两种：一种是郭教授所谓的，另一种则是如村民委员会的权力。[12]（二）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郭教授提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关系：社会权力不同于国家权力，因为它不具有直接强制其他社会主体按其意志行事的能力，而仅仅拥有影响国家权力的能力。

第三，社会方面，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民主、法治需求。共产主义本来就是要克服人的异化，促使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还原自由这个人的社会本质。

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基于对国家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的判断，郭教授认为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作用有二：一是，不断地要求国家放权，促使被国家权力吞噬的社会权利与权力还归社会。

第一，政治方面，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从人本主义出发，以马克思人权理论为基础，以宪政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权力为支点，深刻分析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全民挨饿，生存和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生存权成为人民的首要人权。郭道晖教授是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其理论被学界誉为重新理解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试图建构一个与中国问题与人类问题为目标的新法理学[2]27。

公民的权利经过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就是社会权力。参考文献[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2]湖南大学法学院.时代的良知：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123.[3]郭道晖.法理学精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12-114.[4]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10)：259.[5]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J].政治与法律，1995（1）：17.[6]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J].政治论丛，2007（5）：11.[7]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从人民与人大的法权关系谈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2）：18.[8]江平.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4)：33.[9]林喆.何谓权力--论郭道晖的权力学说[J].政治与法律，1999（2）：4.[10]林喆.权力的分化及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一一评郭道晖的《论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政治与法律，2001（2）：7.[11]周永坤.社会权力发现及理论建构--评郭道辉新作《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J].东方法学，2010（5）：123-129.[12]曲相霏.自成体系的社会权力研究--读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J].中国图书评论，2011（2）：89-91.[13]郭道晖.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J].学习与探索，2009(5)：137.[14]郭道晖.中国法制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J].太平洋学报，2009(9)：34-35.[15]郭道晖.宪政社会主义论纲［C］//华炳啸.政党、社会与自由（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二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1)：453.[16]郭道晖.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河北法学[J]，2009（8）：11.来源: 《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进入专题： 公民社会 社会权力 郭道晖 宪政 。

对国家治理工作提供社情、民情的依据。他认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党和政府执政的首要目标和国家义务，也是政府拥有和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受委托或被授权代行一些本属国家权力的活动。第二，关于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的作用。